“很多人直到去世，都没能回到故乡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回去。”在日本福岛县大熊町，这名81岁老人站在已被拆除的故居原址上，面对仅存的花木，发出无奈呼喊。
2011年3月11日，一场9级大地震和海啸席卷日本东海岸，福岛、宫城、岩手等地遭受重创，特别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燃料熔化，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，引发核灾难。
15年过去了，日本政府承诺的“复兴”与“废炉”进展迟缓，对于许多灾区居民而言，这场灾难并未随时间流逝而终结，反而陷入了一种更为漫长且无望的僵局。
资料图：福岛地震灾区一所废弃学校。
返乡之路，愈发模糊
事故发生15年后，福岛的重建图景，在数据面前尤为苍白。
据《产经新闻》报道，福岛县南相马市、富冈町、大熊町等7市町村仍有约309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“返乡困难区域”。
虽然日本政府将部分区域指定为“特定返乡居住区域”，试图在2030年之前实现“有意愿者全员返乡”，但现实却是残酷的“人去楼空”。
有数据显示，福岛全县的避难者人数虽从2012年峰值的16.5万人降至目前的2.3万人，但这并非因为家园已完全恢复，而是因为许多人已在漫长的漂泊中，被迫放弃了归乡念头。
《福岛民报》与当地媒体联合调查显示，高达74.4%的受访者感到震灾记忆正在淡化，主要原因在于“相关话题减少”及“避难者被遗忘”。
福岛地方电视台TVU福岛将镜头对准浪江町的请户小学。这所曾在海啸中奇迹般全员幸存的学校，如今却因生源枯竭、社区功能瓦解而面临经营困境，曾经书声琅琅的校园，如今已是门可罗雀。
对于年轻一代而言，福岛早已不只是一片受灾之地，更意味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。社区不断解体，让“故乡”的概念愈发模糊，表面上的“灾区复兴”，恰恰失去了最核心的载体——人。
资料图：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内部的核残渣。
核污染处理，遥遥无期
有分析认为，当地民众之所以有家难回，关键还是他们在“福岛核电站报废”(废炉)与“除染土处置”这两个问题上的悲观情绪，达到了顶峰。
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废炉工程，《福岛民报》指出，66.3%的县民认为官方此前宣称的2051年完工“不可能实现”，理由直指“熔毁核燃料取出前景不明”及“作业频繁延误”。
灾区重建的另一个核心痛点，集中在大熊町与双叶町占地约16平方公里的核污染土壤过渡性储存设施。《读卖新闻》披露，这里保管着约1420万立方米的核污染土壤。
当初，由于日本政府承诺“将在30年内于(福岛)县外最终处置”，当地居民忍痛接受了这一临时设施。如今，距离法律规定的2045年最终处置期限仅剩不到20年，福岛县外候选地的选定工作却依旧“毫无进展”。
面对这一僵局，日本政府又抛出所谓“新办法”，计划从2030年左右启动选址，试图将75%的低放射性土壤用于道路建设等“再利用”，以此减少填埋量，但这一策略在各地遭遇强烈抵制。
日本媒体“J-cast News”指出，日本全国范围内对于放射性物质混入日常生活的恐惧，已根深蒂固。
资料图：福岛核电站。
信任危机，撕裂灾区
对于核事故的处理，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鸿沟。
近日，《福岛民报》联合日本全国19家地方媒体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公众对政府重建灾区能力的信任度不升反降。许多民众认为，政府在废炉技术和核污染土处理上，缺乏透明且可行的路线图，所谓的“复兴”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。
日本明治大学教授胜田忠广分析称，社会舆论正陷入危险的“二元对立”：一边是急于推进重建的政府与部分利益相关方，另一边是被迫承担风险、却得不到充分补偿的在地居民。这种对立若无法消解，真正的复兴便无从谈起。
有观点指出，日本政府一边描绘着“再生利用”的蓝图，一边却无法消除民众对核辐射的恐惧；一边设定着严格的时间表，一边又在技术瓶颈前步履维艰。这种政策叙事与民众切身感受之间的巨大撕裂，正是希望破灭的根源。
15年过去了，福岛的伤口并未愈合，反而因处理不当而持续隐痛。从返乡困难区域的固化，到核污染土处置的死结，再到废炉进程的遥遥无期，日本政府在灾区重建道路上，正一点点耗尽受灾民众的耐心与希望。
当法律承诺的期限一步步逼近，而解决方案仍停留在纸面推演时，福岛民众的迷茫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哀悼，更是对未来生存权利的深深忧虑。（中新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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